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，长三角需要进一步发挥经济增长引擎的积极作用，为全国发展作出新的贡献。要稳步增强人口集聚、发展大中城市、积极推进产业扩散。

　　走在前列是长三角的重大使命担当。11月5日，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，明确指出“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，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，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”。尤其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，长三角需要进一步发挥全国经济增长引擎的积极作用，为全国发展作出新的贡献。

　　长三角走在前列的新趋势

　　长三角崛起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事件。改革开放前，长三角并非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。1952年至1978年，长三角沪苏浙国有投资合计仅占此期间全国国有投资的10.1%。因此，改革开放初期，上海是一枝独秀。1978年，上海GDP占全国7.9%，江苏浙江GDP合计占全国10.7%。浙江1978年人均GDP仅331元，只有全国平均的86.0%。

　　改革开放至今，长三角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总体上呈上升趋势。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90年，由于上海缺少活力，长三角GDP占全国比重降至16.8%。第二阶段是1990年至2005年，上海国企改革加快以及浦东开发开放，经济发展加快，长三角GDP占全国比重达到了20.7%。第三阶段是2005年至2013年，主要是要素闸门关紧导致苏浙外延增长受阻，且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加快，长三角GDP占全国比重又降至18.8%，下降1.9个百分点。

　　从2014年起，长三角形成第二轮走在前列的增强阶段。到2017年，长三角GDP占全国比重又上升至19.6%，虽然近两年上升的势头有所放缓，但今年前三季度长三角经济增长仍整体快于全国。

　　全国商品出口的坚实支撑。2017年，长三角商品出口合计89819亿元，占全国的58.6%；如与广东出口合计则占全国的86.1%。尽管今后国内经济增长将以消费主导，但对一个进口原油占2/3多，进口铁矿砂占4/5多，进口高端芯片占90%多的大国来说，促进商品出口是发展的命脉。

　　长三角走在前列符合区域发展客观规律

　　全球经济以沿海地带为主体而展开。长三角是中国沿海地带最大的一块沃土，由此决定了长三角在中国发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使命和担当。

　　1.美国和日本经济长期向沿海集聚。数据显示，美国经济自1963年以来持续向沿海集聚。1963年，美国沿海23州和华盛顿D.C.的GSP（Gross State Product州生产总值），占全美的比重为45.5%，2013年上升至52.3%。日本经济长期向东京至大阪的太平洋沿岸直线400余公里区域集聚，1955年至2011年，这一区域GDP占日本全国比重从46.3%上升至54.6%；人口从1995年占日本35.0%，上升至2012年的49.5%。

　　2.长三角农业社会发展的积极三角。浙江在农业社会期间，内在具有一个区域发展的积极三角，分别是土地、气候和人口三个方面。其中的任意一个方面，都在给定条件下对另两个方面具有较强激励和较弱约束，从而有利于浙江的发展。这一分析，也适用于上海和苏南地区的农业社会。

　　这里一个关键因素是气候。浙江、上海和苏南地区光照充分，雨量充沛，光热水气同步。由此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区域农业发展特点，就是土地对于劳动投入具有持续较高的边际产出。在长三角，只要对土地予以劳动投入，土地就会有相应产出。然而这也导致人口较快增长，于是促使农民继续增加对土地的劳动投入。

　　正是这一积极三角，促使长三角农民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勤劳、精明、务实、开拓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。而且也正是这一传承自农业文明的社会价值和行为准则，成为当代长三角人民创业创新的精神文化支柱。因此，长三角的当代发展是历史进程的必然，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支撑。长三角未来发展，虽然物质生产仍有较大空间，但相当程度将取决于知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，这使得农业社会传承的文化将有新的积极作用。

　　3.长三角的高密度均质化空间。以宜居空间人口密度而言，长三角无疑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区域之一，而这显然是独特的气候因素和较高的亩均产出所致。

　　这就极大降低了区域发展成本。经济主体能在较小空间内低成本地获取要素供给，同时能低成本地销售产品，能较快地在较小区域内形成最起码的规模经济，创业难度较小。同时也导致区域内任意一个点均具有较好的投资和生产经营条件，发展难度较小，而这些显然是低密度区域所不具有的。进而在国际贸易快速增长的局面下，由于短途运输成本大大低于长途运输成本，导致区域内距离的“相对消失”，有利于形成低成本的产业链和供应链，加快产业集群发展，增强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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